星期二, 3月 27, 2018

黃牛票

最近很多人抱怨買不到門票,好像都是久石讓黃子華張敬軒的,總讓我覺得自己的經驗很貧乏,除了中學因為有張免費門票而入過場聽演奏,此外都沒有入場看過表演。但是每次聽別人說買不到飛,七情上面地罵黃牛黨,完全理解到是種錐心之痛。

有人會認為黃牛黨的出現,是源於門票約束在市價之下,如果主辦單位一開始便將價格提升,黃牛黨便無利可圖。這是解釋現象出現的原因,但不是支持這種現象的理由。或許他們的理由與某些經濟學者相似,覺得容許黃牛黨哄抬門票的價格,能夠令真正想欣賞表演的觀眾得以購票。相比其他只願付上較低價錢的觀眾,我們可以肯定前者有更熱切的需求,更會珍惜這張門票。另一方面,對主辦單位而言,他們需要確保人數,黃牛票的出現就可以替他們篩選出有熱情的觀眾,他們出席的機會高,繼而令會場座無虛席。從功利的角度看,這種現象也令買賣雙方甚至主辦單位都同時獲利:即買方願意付錢解決排隊或等候的成本,而黃牛黨亦可從中獲利,同時解決主辦方的憂慮,達至最大效益。

據以上觀點,藉由市場調漲來重新分配的確有不少好處。然而,港樂(Hong Kong Philharmonic)就黃牛現象的回應卻是:「已立刻和城市售票網匯報各個售票處的黃牛情況及商討對策,嚴厲譴責黃牛黨炒賣,剝削了真正想參加音樂會的觀眾的權利,呼籲市民切勿購買黃牛。」假如黃牛現象能夠令真正想欣賞表演的觀眾得以購票,為何又指剝削了他們的權利?

或許我們很容易忽略兩點,第一、付出更高價格購票,只是反映了在某個定價下,購買者願意付上該價格去換取商品。他可以完全沒有熱情,但具有很高的購買力,對他而言購票根本就不是甚麼代價,到時想看才看。因而,黃牛現象是否能選出真正觀眾,又或者提高觀眾的出席機會,這都要基於事實上以上情況有多普遍,假如普遍的話,其實市場達不到這種功能,也不代表這些觀眾更珍惜門票。第二、的確我們沒有考慮到,並不是所有觀眾都有相等的購買力,他們要選擇黃牛飛而付出的成本是不一樣的,即使是非常熱切參與的觀眾,他們都可以很窮,至少我們看到,責罵黃牛黨的呼聲如此巨大,說明了不少人因而失去欣賞機會。這種觀點也顯示了富人在這方面的特權,事實上機會並不平等。

另一方面,有人會說黃牛黨也有代勞購票,往後的交易其實都是雙方自願。雖然我沒有購票的經驗,但想到當中可能忽略了剝削的一面,即一方利用另一方的弱點來迫使對方做某些事情。黃牛黨就是利用觀眾想欣賞音樂會的強烈欲望,從而迫使他付出高昂的代價,這種交易即使是自願,但依然是一種剝削。

當然,這並不代表我們就要支持實名制購票(久石讓音樂會的主辦方表示會考慮採取),因為仍可能有預期失誤:例如是臨時無法出席,又或者轉讓門票困難等問題,我們暫不作進一步探討。這裡想表明的是,其實每一場表演面對預期失誤的機會都不同,像是黃子華和久石讓的表演,情況不會嚴重。我們更應當知道,每種不同的購票制度都有其優劣,不代表有缺點就要放棄,因為重要的是平衡當中的優缺點來決定何種制度較合適。

炒賣(又或者說哄抬物價)並不止出現在音樂會和表演,也出現在社會現實,我們應該投放更多關注在這些現象,包括 Sandel 在《錢買不到的東西》提到的醫療服務,內地就有一種售賣醫療掛號單的情況,許多鄉村的嚴重病患者,因為沒辦法在隊伍等待數天,唯有購買價格高昂的掛號單,然而付得起還好,付不起呢?華人社群的炒樓現象也十分普遍,我們似乎習以為常,將住屋當成是一種商品,繼而購買來保值資產,但當中許多根本不用作居住。我想黃牛黨其中一樣令人討厭的地方,就是他們全部都沒有相關需求,而只是通過市場機制,利用他人的弱點來謀取利潤;就這點而言,一樣東西是否生活的必需品不是重點,而是對他人的剝削,也令許多真正有相關需要的人失去合理機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