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期一, 10月 05, 2015

集體責任的道德爭議

本文原發佈於UDN鳴人堂沃草烙哲學專欄
早前,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了戰後七十周年講話,其中他說:「現在我國內戰後出生的一代已超過了總人口的80%。我們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後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。」很多人認為安倍的話可能隱藏了一種「人只需要替自己所做的行為負責」的道德信念,並引來很多不滿。對於這種爭議我認為不容易處理,因為每當連結去歷史責任,人們就往往會表現出不一致的判斷。正如我曾問過朋友日本需不需要為過去所犯的歷史過錯負責?起初大部分都認為需要,但當我們指出當年大部分支持侵略的日本人都已死光了。這時候又會有人認為新生代沒有這個道德責任。

同樣的情況放在「六四」去談,即使主張者死光,人們也難以接受中共毋須負起這個道德責任。但到底這種責任可不可能呢?就著這個課題,我想在這篇文章嘗試談談集體責任(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),分享幾個思考的切入點,希望對大家思考這個問題有益。

一、甚麼是集體責任?以群體作為道德主體


其實「集體責任」與個人責任有些相似,這個觀念也涉及主體對於造成傷害的過失和責任。在這裡,我們可以理解這種主體為能夠依據普遍的是非觀念作道德判斷,以及為其行為負責的個體。一般來說,我們追究道德責任都是以這樣的個體為對象。但不同的是,集體責任並不是從個體層面出發,而是從群體層面作道德分析,將道德責任的根源放在群體的行動共識。[1]

二、集體責任如何可能? — 來自個人主義者的質疑

不過,這種做法也會遇到不少批評,譬如有些個人主義者認為它抵觸了個人責任的原則,以及不公平地追究責任。因為道德責任的來源一般都是由個體形成意圖或判斷,並自主去導致傷害而來。但問題是,群體如何形成這種意圖或判斷?如果說「意圖」是一種心理狀態,那麼群體本身並不能夠進行思考和形成意圖,又如何追究這種群體的道德責任呢?[2] 

再者,一個集體是由不同的個體所構成,不同的個體之間未必有一致的意圖、主張、信念和行動,如果我們把道德責任放在「群體」上來考慮,那豈不是忽略了其他被迫、不自願、或是沒有意見的人?以上兩點是想指出,第一、群體本身無法形成意圖和判斷,因此不能是行使道德判斷的主體。第二、假如集體責任是可能的,便會連累那些沒有參與,沒有帶來傷害的個體,這至少會對某些人(包括後來加入群體的人)不公平。

你可能會說:「難道我們就不能通過某種正當程序如契約、選舉、公投等方式來形成群體共識嗎?這種方式就能在尊重個體的情況下產生集體意志。」但就著這點,批評者仍可能指出無論我們如何找出共識,這些方式終究還是無可避免地會掩蓋了少數人意見,即使民主社會的政策也總不可能得到每一個體的認可,更何況在二戰時間,當時大部分國家也不是充分民主化。基本上作決定的往往只是一部分的領導者。故此,如果追究這種道德責任的話,那牽連「無辜者」的問題又要如何處理?

三、集體責任的相關問題

此外,我們還要問個體在甚麼條件下需要以一群體的身份承擔道德責任?,假如一個人沒有直接參與傷害事件,那是否可以根據其身份、血統、或國籍上的因素而將之納入集體責任的範圍?又,一個長期居美,從未與戰爭有過關係的日本人,他需不需要因為血統而背起日本的集體責任?[3] 類似的問題還有不少,譬如應否讓所有德國人對二戰期間死於在集中營的人負上責任?我們能否追究美國所有白人對黑人施予的種族主義對待?對於女性在社會上經歷過的性別壓迫和性暴力,又能否合理地追究所有男性?[4]

四、集體責任與個人責任的相容方案

對於以上的質疑,我認為集體責任的擁護者可以試著從以下兩點來回應,並主張集體責任的觀念能夠相容於個人責任的觀念:一、自願接受的身份認同,二、個體在社群的參與和受惠。

4.1)自願接受的身份認同
首先,或許我們可以說,如果一個人自願選擇去接受某一個身份,他就是同時接受且需要背負來自這個身份認同的過去,包括其歷史的集體責任。這點可能比較複雜,因為它牽涉到身份認同的意義。但我們可以這樣理解,身份認同並不是一種實然的判斷那麼簡單(一個人固然可以生在某一國家,但同時不承認自然作為國民的身份),它的內容並不是彈性得可隨便選擇性地接受,比方我們不能夠說過去「日本」這個群體所做的事不算數,而只接受目前的日本。也就是說,當我們接受一個身份認同的時候,就必定會捆綁著一些「內涵」,這些內涵包括其過去,從而使得承認這種身份認同的日本人需要背負其歷史責任,即使他根本沒有直接參與,甚至不同意當年所為。

你一定會問為甚麼身份認同必定包括了一些內涵,又為甚麼這些內涵與內涵之間就不能夠分割。比如說,如果我自願接受「日本人」這個身份認同,難道就需要承擔起二戰時的集體責任嗎?

對於這個問題,我的初步想法是:就好像在個人同一性的問題上,我們也會質疑自己從小到大的細胞已經完全換過一次了,究竟是如何認定「現在的自己」和「以前的自己」是同一個自己?如果我不能夠確認以前的自己是不是等同於現在的自己,那又如何承擔個人以前的道德責任?現在試想那些細胞就如一些群體內的成員,經世代更替之後完全換過,現在我們就要說明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談同一個群體,這些「同一」的內涵是甚麼。也就是說,我認為形上學有關「跨時間等同」的觀點,或者可以應用在解釋「群體同一性」上,以說明一個持續的群體如何可能。

4.2)個體在社群的參與和受惠
另一方面,我認為人們可能會從個體在社群的參與來論證。這是甚麼意思呢?這是說他們認為一個人身處在群體內其實就接受了群體不少的好處,包括享受群體從外侵得來的資源,而且他參與在社會的協作裡,包括就業、交稅、生兒育女,這些活動事實上就會成為其他成員(例如軍隊)的資源,讓他們去購買或製作裝備。在這個意義上,即使個體不是直接參與,其實也是間接促成傷害的結果的。[5]

五、劃分清楚的集體責任

以上是兩種可能的回應。不過,仍有人可能會質疑「集體責任」的觀念總是錯誤地追究道德責任的負擔者,追究無辜的個體。對於這點,有些人主張把「個體責任」和「集體責任」區分開來,認為新生代在這種意義下雖然具有集體責任,但卻沒有個人責任。意思是,我們無法把集體責任直接「分割」於每一個體,而只能夠追究集體本身。譬如我們可要求集體作公開道歉,但卻不能夠如此要求其中的每一個體。因為在這種意義之下個體只是作為群體的身分來承擔責任。

也就是說,一個人雖然會作為群體的一份子,與其他個體一同以群體的身份承擔集體責任。但在導致某些傷害的時候,如果他們是扮演主導的角色,在集體責任的觀念之下還是可能同時追究其額外的道德責任。(這種做法並不是從集體責任直接分割出來,而是另一獨立的責任追究。)譬如以日本投降之後在「遠東國際軍事審判」上對甲級戰犯的懲罰為例。作為日本這群體的一份子,戰犯會與其他個體一同承擔「日本」的集體責任,但同時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策劃者,他們依然會被軍事法庭追究其個人責任。甚至,我們可以同時追究兩個集體集任,比如說「德國」作為一整體在二戰時期對鄰國侵略的集體責任,以及其中一份子的「納粹黨」的集體責任。這種方式可以解釋在集體責任的觀念之下,我們如何能合理地追究不同的持份者。故在討論戰爭責任的時候,我們通常還可以區分政府(國家機器)、發動者、極端的執行者,以及一般人民。

六、結語

以上大概刻劃了「集體責任」的道德爭議以及可能辯護的方向。不過,在這篇文章我仍保留了一些問題未探討,比如說,新的群體在這種意義之下具有多大程度的責任?當新的群體與歷史過失的因果關係愈來愈遠,這種道德責任又可以持續到甚麼時候和甚麼程度?若有人細讀安倍的戰後談話,或許也會認為他有表達相似的不耐。而當情況涉及這些具體事件,我們可能還要討論怎樣才算承擔了道德責任,以及如何補償的問題。希望往後有機會的話,我能就個別問題再跟大家深入談談。

*感謝烙哲學寫作群給了文章不少寶貴的意見,以及阿俊的幫助,這篇文章有賴他們建議和協助。
*本文所提理論觀點部分參考自SEP的條目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,以及與同學的討論。




[1] 這裡的解說取自條目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Intro,不過並未完全使用當中的術語。
[2] 這裡有關mental states的質疑參考自條目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裡的 Making Sense of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: Actions, Intentions, and Group Solidarity.
[3] 對群體的劃分除了以人種為單位(白人和黑人),還有以國家為單位(中國和日本)、以及民族為單位(德意志人和猶太人),甚至是以性別為單位(男性和女性),這些劃分都與「集體責任」牽連範圍的爭議息息相關。
[4] 這裡的質疑取自〈CollectiveResponsibility〉條目裡的「Can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be Distributed?」一節。
[5] 不過,我認為我們還可以接受某種「脫離群體」的標準,從而說明某個強烈反抗的個體不需要作為群體負擔集體責任,譬如是不惜犯下「叛國罪」的反抗,我認為這是大部分人能夠接受的其中一種「脫離群體」的標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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